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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文学史_西汉中后期的抒情,咏物短赋

2019-09-26 10:06 信息来源:互联网 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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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湖北自考复习资料 西汉中后期的抒情、咏物短赋 骚体赋而外,还有一些篇幅比较短小、或抒情或咏物的赋体作品。 东方朔以文武通才、可以为天子大臣的自信应征,却被闲置为郎,以俳优豢养,久不得重用,十分苦闷。在《答客难》中,他直接抒写魁然无徒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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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中后期的抒情、咏物短赋

       骚体赋而外,还有一些篇幅比较短小、或抒情或咏物的赋体作品。

       东方朔以文武通才、“可以为天子大臣”的自信应征,却被闲置为郎,以俳优豢养,久不得重用,十分苦闷。在《答客难》中,他直接抒写“魁然无徒,廓然独居”的强烈的孤愤无助感,而这种感受乃是起于“绥之则安,动之则苦;尊之则为将,卑之则为虏;抗之则在青之上,抑之则在深泉之下;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”的不平的现实。这便使作品在貌似冷静的理性之下,深藏着浓浓的情感。

       他的《非有先生论》,专就士人之忠谏往往被帝王视为“诽谤”的现状设言,揭露“之臣瓦解,而邪谄之人并进”的荒唐政局。在这种现实F ,正直士人的处境非常艰难:

       卑身贱体,说色微辞,愉愉咐啕,终无益于主上之治,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;将但然作矜严之色,深言直谏,上以拂主之邪,下以损百姓之害,则忤于邪主之心,历于当世之法。故养寿命之士,莫肯进也。

       由此完全可以体察到作者悲怨已极的感情。不难看出,在理性洞明之下蕴藏着深厚沉重的悲怨之情,是东方朔赋作的重要特点。

       司马迁的《悲士不遇赋》,与东方朔冰体炭心的表现风格不同,它把土不遇时的孤愤,直接而浓烈地喷发出来:

       悲夫!士生之不辰,愧顾影而独存!恒克已而复礼,惧志行之无闻。谅才韪而世戾.将逮死而长勤。虽有形而不彰,徒有能而不陈。何穷达之易惑,信美恶之难分。时悠悠而荡荡,将遂屈而不伸。

       天风海雨,扑面而来。“使公于公者,彼我同矣;私于私者,自相悲兮!”这就不只是抒发~己的悲哀,而把整个时代士人相似的际遇、共同的感愤, 一股脑儿倾泻出来。

       孔臧的《杨柳赋》、《蓼虫赋》,是西汉中期比较优秀的咏物小赋。与汉初的咏物小赋(如“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”)相比,形制虽近,但它们是咏物以托志,与汉初小赋在咏物之后续以廉价的颂美之辞绝不相同。例如《蓼虫赋》:

       季夏既望,暑往凉还。逍遥讽诵,遂历东园。周旋览观,憩于南蕃。睹兹茂蓼,结葩吐荣。猗那随风,绿叶紫茎。爰有蠕虫,厥状似螟。群聚其间,食之以生。于是悟物托事,推况乎人。幼长斯蓼,莫或知辛。膏梁(粱)之子,岂日不人?惟非德义,不以为家。安逸无心,如禽兽何?逸必致骄,骄必致亡。匪唯辛苦,乃丁大殃。

       由寄生于蓼木之上的蠕虫而感慨“膏梁之子”的寄生生活。《杨柳赋》写杨树虽被“伐之原野,树之中塘”而“应风悲吟”,但当它生长到“绿叶累叠,郁茂翳沈”之时,却毫不保留地为人们提供“多阴可凉”。作者由此体会到“物有可贵”的道理。孔臧的咏物小赋非徒咏物,且及人事情理,既摆脱了汉初小赋的阿谀颂扬,也没有大赋的瑰玮冷僻,艺术表现有所进展。

       咏物赋到王褒,有了重大发展。王褒,字子渊,生卒年不详。宣帝后期因益州刺史王襄举荐,得召见,充作文学侍臣。常常随从宣帝出猎游幸,所到之处,辄受命作赋以颂美。后擢为谏大夫。宣帝末,奉使益州,死于途中。《汉书.艺文志》著录有“王褒赋十六篇,今仅存《洞箫赋》及《甘泉赋》残篇。另外,《楚辞》中还收有其辞作《九怀》。

       代表作《洞箫赋》是王褒以箫自况抒发情思的作品:“原夫箫干之所生兮,于江南2丘墟。...徒观其旁山侧兮,则岖嵌岿崎。倚蛾迤靡,诚可悲乎其不安也。弥望傥莽,肤延旷旷,又足乐乎其敞闲也”,作为箫之原料的竹,生长于江南的崇山峻岭之中,不安于信远闭塞的环境,又为所生之地的雄阔莽荡而自喜,正是作为蜀人的王褒尚未出仕时的环境  和心络:“托身躯于后上分,经万战而不江。吸至桥之该照分,與花色之湖坚”,竹子滋润于天地之精华而品质美坚,是作者对白身美质的象响;“孤邮穿鹤,欢优乎其下分。...跃娟不企抱朴而K吟分”,是作者怀才不遇心情的表自;“幸得询为调饼分,家¥主之游心”,暗窝他得到了立帝的引纳:“于是乃使夫性味之后真生不赌天地之体势,暗于自黑之貌形。愤伊邰而酷皑悠临子之丧精。实所舒其思虑分,专发愤乎名声”,“竹子”得“圣:上”所用,木指望能“因天性之自然”而发挥其才初,没想到经过一番加工,却变成了自己不愿变成的样子。“咋子丧精”,已不能“睹天地之体势”;寡所舒其思虑”,而只配“专发:愤乎音声”了,这正是王褒入仕后不被重用,只作为文学侍臣"辄为歌颂”之处堍和心境的泡好写照。赋作的后半部分,写音乐的教化作用及音乐准则,纯为儒家言,表达了王褒的政教理想。

       《洞箔赋》在写作上有值得重视的贡献。首先,较之以前的咏物小赋,它在艺术表现上有了质的“飞跃。如枚乘、孔臧都写过歌咏杨柳的赋,枚乘单纯描荜柳的婀娜多姿,孔臧虽有所寄托,但是所咏之物与情思之间的象喻关系比较浅露直接,融会不足。《洞箫赋》则不同,作者以箫自况,把自己的遭际和情感完全融入箫的描述之中。其次,全文只描写乐器和音乐,从乐器的制作,到乐声的摹画,到乐用的阐述,完整而集中。枚乘《七发》曾有对音乐的描绘,但只是全篇的一个小部分,王褒则开创了全文写音乐的先河。当然,《洞箫赋》仍存有大赋造词造句铺夸佶屈的风气,但是它咏物自况,融注作者浓烈的情感,其精神实质和创作倾向,与大赋有了本质的区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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